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个群体，大多数网民都有一个很不好的看法。当然也可以说是被我们网络暴民妖魔化了。但其中也有几位学者，我倒是很佩服他们的见解和勇气----主要还是勇气----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虽然说的上严重但症结并不难找，其实都是一些浅显的道理。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在为某些利益集团呐喊助威的时候，勇气和正直格外让人敬佩。我一直敬佩的包括郎咸平也包括茅于轼。

其实几个月前，茅于轼已经有过站在风口浪尖的经历，那就是：“替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。”虽然他的言论被很多网友骂的狗血喷头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茅于轼的观点是正确的。在社会充斥着羡富仇富的矛盾心理，把贫富差距当做富人的罪恶，甚至希望一场gm来共产的时候，我觉得茅教授的观点恰如其分、恰到好处。比那些借着穷人说话、把穷人的美德捧上天的学者要实际的多高尚的多。穷人最需要的是金钱而不是虚誉。

但最近几天，茅于轼教授又一次走到了前台，他在广东科技图书馆作《国富国穷―――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》的演讲，其中的观点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http://news.sina.com.cn/c/2008-01-06/022913203982s.shtml

其争议的最大焦点是提高高校学费。用茅于轼的话说：“目前的中国高校里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%-20%.如果高校学费降低，是让不穷的人，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。他认为，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，通过提高的学费，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，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。”

其实这个观点我们都见过，因为它的原创是张维迎教授。但这里只针对茅教授的观点，谈一下个人的意见：

一、茅教授说“目前的中国高校里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%-20%。如果高校学费降低，是让不穷的人，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。”

在1999年底，中国青年报曾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。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：这些学生里，28%来自北京，30%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，24%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，18%(确切数值是17.7%)来自农村。也就是说，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.3%和17.7%。而在1980年代，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%多。从绝对意义上看，由于近年来高校的扩招，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，甚至还有可能增加；但从相对意义上看，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，与19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。

虽然上面的数据是在1999年，地域仅限于北京高校。但无可辩驳的反映了一个现实，就是农村大学生所占比例明显的下降。虽然这与中国高考制度偏向于北京等大城市、部分农村对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水平较低、农村出身大学生更难以就业有关，但这几个不利于农村的因素以前就有存在，造成农村生源流失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这几年学费的大幅飙升。其实不但在农村，在城镇一些经济一般的家庭，在孩子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，面对一些专科院校很多也是选择了辍学。倒很少听说富人家的子弟因为学费的原因放弃了大学。倒是当年的低学费让一些贫困的学子改变了人生。茅于轼的搭便车说是从道理上讲不通的，就像富人会开私家车再次打出租，而用不着搭便车一个道理。

二、茅教授说：“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，通过提高的学费，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，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。”

茅教授一向自己标榜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。在这里，茅教授没有选择为富人说话，而是选择了为穷人说话----但仅仅是为穷人说说而已----我不相信提高学费的办法是在为穷人办事。

首先，茅教授混淆了国家和公民的责任。穷人上不起学的责任难道应该由相对富裕的人来负担？如何组织各种教育资源开展教育是一个国家的义务，公民对教育的义务则是通过缴纳各种税金来实现的。虽然国家按照一定的比例负担了大学的教育经费，这可以算作是对教育这种商品的补贴。而作为大学生缴纳的学费，则是购买相应的教育培训（可以算作是一种服务），既然都是来接受一种服务，富人又有什么责任来支付穷人的服务费？

其次，茅教授混淆了贫富的界限。以茅教授的初衷，就是另外80%的富学生补助20%的穷学生。而却忽略了另外80%的学生的人员构成----其实真正富裕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也不过10-20%，中间大部分还是小康和勉强小康家庭的孩子，对这些家庭来说，学费何尝不也是他们的沉重负担？调查显示86.1%民众认为大学学费过高，这其实就说明了问题。而贫困生的标准本来就是相对的，以4000元学费计算，会有20%的贫困生，如果以8000元学费计算，贫困生的比例也会翻番。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。提高学费而带来更多的贫困生，这显然不是茅教授的初衷。

第三，茅教授高估了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作用。奖学金显然是应该奖励那些在学习和各方面突出的学生的。而茅教授的想法是，那些贫困生一定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赢取奖学金。但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，那些有机会有能力赢取奖学金的很少是贫困学生。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，而是因为有些贫困生本身学习基础比较差，经济负担变为思想负担，勤工俭学影响学习，很少参加集体活动等等，使他们往往不能成为优秀的学生。也就鲜有赢取奖学金的机会。茅教授不是高估了穷人孩子早当家的能力，就是低估了其他学生的智力和努力。而助学贷款，本来就属于银行的业务，和学费高低无关。而高学费更让这些贫困生的还贷压力雪上加霜，现在的学费标准都让银行和学生头痛，更不用说进一步提高了。

第四，茅教授过于信任奖学金救济金的发放机构。按理说国家投放给各个高校的资金并不少，但为什么各高校却经费短缺、负债累累？为什么一般高校的教学质量每况愈下？其实看看一个个大学表面的光鲜就能看出答案----更多的学校把重点放在了工程建设面子工程上，而不是基础教育上，把精力放在人事关系处理钻营上，而不是放在科研项目上。如果把多收的学费交给这些人，只会把它们转化为一座很少利用的大楼、一片大而无当的绿化带、几辆豪华舒适的轿车、几十人的旅游考察..............由他们救济，我看还不如富学生直接捐款给穷学生。

三、茅教授演讲的题目《国富国穷》。

题目中提到国富国穷，国富现在中国人是深有体会，从表象上说，修不完的大马路、盖不够的政府楼，无不显示中国不是小富，而是大富。去年财政收入就已经超过日本，居世界第二位。而2007年更是达到了5.1万元人民币。即使按人均计算，每人将近4000元。而2007年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有4000元。人均财政收入超过大部分国民的人均收入，我想在当今世界也是一个经济奇观。这样的国家何穷之有？

看茅教授的观点，我想他的初衷是为穷人办事的。就像他同时提到的电费涨价一样，他也提倡电费涨价，由富人多缴费的部分补贴穷人的最低生活保障。这个想法很好，但一定也行不通-----大的如：我们每年几千亿的个人所得税都按时上交着，其中又有多少用到了调节贫富差距上？小的如：福利彩票每年盈利上百亿，又有多少用在了福利事业？这个想必茅教授都清楚。

虽然我这次不同意茅教授的观点，但不会影响我对茅教授敬佩之情。毕竟他有勇气不虚伪。而那些口口声声为穷人服务的，服务质量有目共睹，而服务费和小费可是一分都不能少的！